三十年前我有幸参加社科院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5月7日的大会总结讨论中，我很幸运获得最后一个发言机会，讲了几句很突兀的话，大意是：“我们总说要发扬五四精神，但有没有想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其实还应该探索在它以外的思想呢？”此会在1989年5月5日开幕，总结讨论在5月7日下午举行，随即闭幕。这个讨论的正式记录目前无法找到，此处所述是凭个人当时的笔记。此后我又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九十周年的研讨会（分别由北京大学和社科院主办），发表的论文主要讨论五四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比较。见笔者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五四是独特的吗？——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比较》，嗣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第53期，1999年6月，第33—45页；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从大逆转到新思潮——五四与启蒙运动比较重探》，嗣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第113期，2009年6月，第29—41页。两文俱收入陈方正《现代世界的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现在五四运动百周年来临，我很高兴仍然能够参加社科院召开的这个研讨会。下面我将对五四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异同做更深入探讨，并且回到应当如何看待五四精神这个三十年前曾经提出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回顾过去之余，也转向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