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意义不断延伸的名词。最初它只是对1919年5月4日学生运动的指称。1919年5月19日《民国日报》载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省各团体电》首揭：“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5月20日《晨报》刊北京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所谓“五四运动”即指此意。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5日上海发生“三罢”，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响应。7月，蔡晓舟、杨亮功编辑“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五四》，随即将五四运动叙述范围扩大到5—6月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又参见沈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沈文开首即道：“1919年5月4日，北京几千学生因为政府对付山东问题有失败的消息，大家联合起来用示威运动的法子去表示真正的民意，后来罢学罢市的运动，都是继续这运动的，也都可包括在这个‘五四运动’名词内。”五四运动后来有一个扩大版，既包括1915年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以来提倡的思想革命、反孔教运动、提倡新道德和新文学，又涵盖1919年的学生运动和各地的市民运动、工人罢工、抵制日货运动。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广义”界定，实际包含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两个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即是对五四运动具有复合性质的概括。陆定一《评性教育运动》（《中国青年》第148期，1927年1月18日）可能最早使用了这一名称；陆定一此文在评述国内性教育运动的派别时，指出“性史”派的代表是张竞生。“这派的形成，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从五四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人的分化，使一部分跑到政治运动的路上，而另外一部分则钻进了文学与艺术的圈子里。”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一文对这一名称的时限（1915—1923年）、内容有意识地做了界定。陈伯达此文称：“‘五四’——这只是表示了这次新文化运动整个时代的里程碑。这次新文化运动的整个时代，事实上应该上溯到民国四年《新青年》的出版（五四前四年），而以民国十年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民国十二年所谓‘人生观之论战’为终点（五四后四年），接着‘人生观之论战’，便是政治上狂风暴雨的时代了。”最早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研究著作——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初版）、陈端志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处理都带有泛化的倾向。华岗著《五四运动史》（海燕书店，1951），是较早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展开五四运动历史叙事的代表性著作。海外五四运动史研究则首推周策纵先生专著《五四运动史》，该书“导论”从广义的角度对“五四运动的定义”做了最初的学术梳理。Chow Tse-tsung，The May Fo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1-6.2019年时逢五四运动百年，百年回看五四，从学术史视角检讨五四运动史研究实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