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辗转迂回，通过亚东图书馆总经理汪孟邹介绍，他认识了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由此创办《新青年》杂志，以主撰身份撑起一把伞，赢得了一片独立的天空，开辟了20世纪启蒙思想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值1936年，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联袂重印《新青年》，在一则“通启”中这样广而告之：“我国近四十年来有两大运动，其影响遍及全国，关系国运：一为戊戌政变，一为五四运动。此两大运动之由来，因其先有两种有力杂志倡导之，前者为《新民丛报》，后者则为《新青年》杂志。”《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附录二》，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545页。与此同时，商家也不忘火借风威的营销模式，胡适的现身说法无疑起到了活体广告作用：“《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胡适：《重印〈新青年〉杂志题词》，《新青年》，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1936。其实这也不是胡适为推销事功而夸大其词。早在1923年10月，胡适《给〈努力周刊〉编辑部的信》中就有其一以贯之的“成见”：“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年10月9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322页。的确，无论是褒是贬的何种党派，无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无论是思想史家还是出版史家，都不能不为《新青年》这样的平台创制了社会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奇迹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