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并且表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化运动的特色，最鲜明的一环即是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在不同的场合即阐明了这一点。胡适1923年在一通信函中就以晚清以降出版的杂志作为创造新时代的表征，指明“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15页。蒋梦麟1932年为其所著《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撰写的“引言”，也点出了报章杂志与思想变动的密切关系：“回溯民七至民十一年之间，从文字上而使吾国思想界生转变者，有《新青年》，其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鼓动，影响青年最大。其后北京之《每周评论》，上海之《星期评论》，和其它的刊物，亦不无相当之势力。”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2，“引言”，第3页。随后出现的论作，也指明了这一点。1934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同样将胡适所说的三个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启蒙期”与“全盛期”的代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黄山书社，2008，第6、92页。而对出版界的总结，更是阐明新文化的勃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艺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杨涛清：《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附录《对于中国出版界之批判与希望》，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