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日军在南京城内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南京几乎成为一座死城。虽然以往中外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不胜枚举，然而关于大屠杀之后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开展的宣抚工作，却还不太涉及。经盛鸿对沦陷后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有丰富的研究，关于日本对南京民众之宣传工作，参见《南京八年沦陷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五章“日伪对南京的社会控制与特务统治”。关于沦陷后南京特务机关之活动及性质，参见林伯耀《南京沦陷以后日寇南京特务机关的作用》（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而关于日伪控制下南京基层组织的运作状况，参见朱宝琴《沦陷时期南京社会的基层控制》（《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日军在南京的宣抚工作均有所述及，然皆侧重于对日军暴行的揭露，而未涉及外务省系统下同仁会等组织对宣抚工作之参与。此外，曹大臣以太仓县为个案，分析了战时日军在江南开展宣抚工作的运作机制，对于本书亦有相当之启发意义，参见《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事实上，在日军屠戮南京军民的同时，日本军政当局已开始筹备在当地开展宣抚工作。对日本军政当局而言，宣抚工作固然是欺骗与蒙蔽中国沦陷区民众的重要手段，但在大规模屠杀之后的南京开展这一工作，则别具用意。笔者希望利用日军特务系统的宣抚班与外务省系统的同仁会同仁会成立于1902年，作为一个日本民间医疗团体，长年在华经营医务。至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夜，同仁会在北京、青岛、济南、汉口等地开办了四所直属医院，派遣了大批医务人员来华从事医事活动，出版了多种医学著作与学术刊物，对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相关史料，通过对两者在南京宣抚活动的考察，揭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如何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修改并抹去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从而继续开展侵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