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的“我”是一个伴随着一切概念的意识，它只能和意识到它的作为内感官的经验性意识一同“出现”，这是康德对“我”的最为基础性的认识。在实践哲学里没有出自感性的病理学的我的地位，尽管也考虑到了肉体性的“我”的有限性，但理性自己就已独立地规定了意志。理论化的“我”也探入到情感领域，情感得依赖一种朝向知识的可传达性。所以康德理论化的“我”伴随着其写作，其风格是先验哲学无风格的风格。但理论化的“我”在康德那里是无疑具有情感侧面的，如对道德律的敬重始终是这一理性原理的最为紧密的伴随物。另外，康德字面上并不出现的理性的“我”即使是理论化地隐匿地加以表达，还是必然具有其参与世俗生活的社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