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前述内容可以发现，前此的康德一直在个体层面分析论证人何以能够去恶从善，以达至道德宗教的终极目标——完满的德性。至此，出现在康德视域中的始终是个体的人。然而，康德本人也十分清楚，人类道德的完善无法透过个体的人所付出的道德努力来达成，个体的道德完善并不能集合为人类整体的道德完善；不仅如此，如果不联系人类整体，单纯的个体的重新向善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正像康德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道德上的至善并不能仅仅通过单个的人追求他自己在道德上的完善来实现，而是要求单个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目的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具有善良意志的人们的体系”〔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98页。。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如果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形成一种道德上的良善环境，那么人们之间只能相互腐败，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将处于充满危险的恶的状态之中。因为使人身处恶之状态的原因和条件，“并不是在他离群索居的情况下来自他自己的粗野本性，而是来自他与之处于关系或者联系之中的人们”〔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93页。。当他与这些人构成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共同体，但却不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时，人性中的各种恶的倾向，如“妒忌、统治欲、占有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怀有敌意的偏好，马上冲击着他那本来易于知足的本性”〔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93页。，结果必然会彼此败坏道德禀赋，并使得每个人变恶。由此可见，“如果找不到任何手段来建立一种目的完全是在人心中真正防止这种恶并促进善的联合体，即建立一个持久存在的、日益扩展的、纯粹为了维护道德性的、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抵制恶的社会，那么，无论单个的人想要如何致力于摆脱恶的统治，恶都要不停地把他滞留在返回到这种统治之下的危险之中。因此，善的原则的统治，假如人们能够致力于这种统治的话，那么，就我们所能洞察的而言，只能通过建立和扩展一个遵照道德法则、并以道德法则为目的的社会来达到”〔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93～94页。。在康德看来，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单个的个体都必须服从公共的道德立法，所有的道德法则都必须被看作一个共同的立法者的神圣诫命，唯其如此，才能期望善的原则战胜恶的原则，从而保证道德上立法的理性；道德立法不仅为个人立定道德法则，而且还能树起一面旗帜，集合一切热爱善的人们，促进实现至善的努力走进历史，由希望变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