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张宪在其著作《启示的理性——欧洲哲学与基督宗教思想》中指出，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的问世，意味着自1624年通过英国坎特伯雷的爱德华·赫尔伯特主教（Lord Edward Herbert of Cherbury）所发表的著作《论真理》（De Veritate）开启的欧洲基督宗教思想的理性化时代基本完成。“整个基督宗教思想逐渐挣脱中世纪教会的教条桎梏，真正地浸润在一种理性的哲学精神氛围中”，“近代哲学的许多探索主题，如因果必然性、存在与思维、历史合目的性、人类个体独特性、道德律内在化、自由意志、世界与灵魂等等，才得以在理性王国中进一步展开”张宪：《启示的理性——欧洲哲学与基督宗教思想》，第308～309页。。但是，这种启蒙色彩浓重的近代基督宗教理性化过程，在高奏凯歌的同时也暴露出宗教理性化的弊端。张宪指出：“如果说，近代基督宗教的理性化在康德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达到自己辉煌的顶点的话，那么，也正是康德的这部著作，给这个时代奏响了最后一曲挽歌。是康德自己，一方面试图给基督宗教的神义论奠定一个道德论的实践理性基础，另一方面却又无情地割断了神义论与传统基督宗教福音启示的纽带。从笛卡儿到康德，他们既需要上帝也不需要上帝。如果说，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波纳文都、托马斯·阿奎那和司各脱对上帝还保留一份实在论的率真虔诚的话，那么，近代哲学家无论嘴里如何说对上帝的忠诚，宗教的信仰中却不免掺杂着‘理性的狡诈’。是的，基督宗教的理性化在这些思想家的哲学生涯中，无疑是功过掺半的事业。”张宪：《启示的理性——欧洲哲学与基督宗教思想》，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