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视为其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马克思之后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考茨基、布哈林、希法亭和卢森堡均拒绝接受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推动因素。Michael Roberts，“Monocausality and Crisis Theory：A Reply to David Harvey，” in Turan Subasat，ed.，The Great Financial Meltdown Systemic，Conjunctural or Policy Created？（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6），pp.55-72.例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出发，指出只要各个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关系保持适当，产品就能顺利实现，危机的原因是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失调。〔俄〕M.N.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赵维良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674～682页。希法亭进一步强调，比例失调的根源是固定资本，因为它的存在降低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波动反应的灵活性。〔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0，第284～294页。卢森堡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来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它只能来自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101、333页。斯威齐进一步将消费不足论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开支才能维系资本主义的生存。〔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2000，中译本前言。无论是在20世纪初居于危机理论正统地位的比例失调论，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萧条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才成为正统的消费不足论，均认为利润率下降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