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个凸显的哲学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主体性问题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是哲学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但哲学对主体性问题的探究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重要内容。古代，哲学家们关注的是是否有神奇的力量在控制着世间万物，哲学家们纷纷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去寻找万物的本原，即操纵世界的真正的“主体”。中世纪，人的主体性在神学那里彻底丧失，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何来的主体性？近代，主体性的关注在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再到费尔巴哈的探索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完成了从对世界统一性（本原）的追问到认识论的转向，也完成了对主体从抽象到直观的认识论转向。如果说，近代哲学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觉醒，那么，笛卡尔则是其奠基者。笛卡尔之所以能够“转移近代哲学的兴趣”，关键在于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原则。作为确立主体性的根据，“我思”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知识的先决条件，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普遍性和必然性。继笛卡尔之后，康德明确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进一步确立了以理性为根据的主体性原则。在康德看来，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的途径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从对现象世界和物自体加以区分的二元论出发，康德认为，人类通过先天直观的形式和先验的知性范畴，在认识领域“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领域“为自身立法”。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性原则表现为一种先验的“自我意识”。总之，现代性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主体形而上学。“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海德格尔也认为，自笛卡尔以来，“‘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由此使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认识上升到新的认识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