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后，中日官方外交关系实质上断绝，但日本外交部门仍然在对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以及扶植伪政权方面发挥作用。由于中日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对华外交与军方关系密切，但仍然有其独立性，并因此影响了日本整体对华政策的发展，这在太平洋战争后也有突出反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外交决策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着眼于太平洋战争，要求汪伪政府配合日本的战略需要，与日军协调采取战时态势。针对汪伪政府的“参战”请求，外务省与军部担忧会影响日本在华权益，未予同意。二是部分外务官僚在侵华实践中发现，日本在华占领区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不仅不利于收买人心，也有碍于日本的长期侵略利益。这些外务官僚掌握外务省实权后，推动“对华新政策”，而日军鉴于太平洋战争走向失败，同意了外务省意见，试图借汪伪“参战”与“对华新政策”打开侵华困局。三是战争末期日本再次尝试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工作”，而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汪伪政府自然消灭，中日一胜一败，无对等外交之余地，日本的对华外交也暂时中止。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华外交决策受到太平洋战争的巨大影响，但也表现出其及中国战场的相对独立性。目前学界对太平洋战争后的日本对华外交，尚缺乏以外交部门角度进行的集中考察，而多聚焦于整体日汪关系、“和平工作”方面，或对具体事件进行考察。对该时期的日汪关系，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张生等《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3；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等。日本方面的研究状况，可参见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对该时期日本对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臧运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总结。而对汪伪“参战”这一日汪关系的重要事件，相关研究有石源华《论日本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关系》，《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石源华《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张展《日本对汪伪政府参战问题的决策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而本文则以外务省的角度，兼顾日本军政当局整体决策，来对该问题进行更详细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