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其“经略满蒙”“雄飞海外”的“大陆政策”成形，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着手规模化的实用主义的情报搜集与实地踏查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官方有计划地向中国派遣军人展开军事情报搜集工作，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事间谍，实地踏查中国，且有定期“内地旅行”的行为，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55页。后来逐渐形成了派遣陆军将校至中国刺探情报的将校制度。与此同时，日本驻华使馆中设置武官处，有领导和管理日本在华将校之职责，但此时日本并无正式、系统化、组织化的在华情报机构。严格地说，1886年，在日本官方授意与民间机构的互相配合之下由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创办的汉口乐善堂，才算得上是日本在华的第一个正式情报据点。汉口乐善堂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对华情报由个人和组织实施的零散化行为，转为官方直接授意委派下的组织化、系统化的调查活动。汉口乐善堂以创设在中国主要城市的支部为网络，让成员以旅行调查为名义，深入中国内陆，运用近代实证科学方法展开社会调查，搜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地理、工商矿业的一手资料，并将此类情报集中整理，上交于日本政商界。自此起，日本对中国的情报调查成为受到日本官方鼓励、支持、资助的持久战略工程，其调查步入正轨，逐渐形成多方面、有层次的独特的情报调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