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约和公局都是研究晚清广东乡村基层社会经常提到的名词，以往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它们有所提及。提到公约、公局的文章有杨念群《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中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刘志伟、陈春声《清末民初广东乡村一瞥——〈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收入柏桦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邱捷《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11月；西川喜久子《顺德团练总局成立始末》，《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等等。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公约、公局何时产生、如何演变，都还不是说得很清楚。道光二十年（1840），林则徐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论及广东捕盗事宜问题时，曾在《议复叶绍本条陈捕盗事宜折》中提道：“至各县绅衿中，多有攻匪保良之公约，不知起自何时。”林则徐：《议复叶绍本条陈捕盗事宜折》，《林则徐全集》（第三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430页。像林则徐这样精明强干、关心政务、办事认真、注重调研的官员，都不清楚公约的由来，百余年后的今人对此问题搞不清楚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笔者认为，搞清楚公约、公局的缘起及演变过程对促进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社会史以及广东地方史研究很有必要。因此，本文拟以广州府六大县——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新会的资料为中心，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