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通常被认为是创立海权论的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1890年出版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提出的核心概念。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90.中译本见〔美〕A.T.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解放军出版社，1998。有关对马汉海权论的评介，可参见冯承柏、李元良《马汉的海上实力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邓碧波、孙爱平《马汉海权论的形成及其影响》（《军事历史》2008年第6期）。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对当时德、美、英、日等国海洋战略产生了巨大影响。可参见Rolf Hobson，Imperialism at Sea：Naval Strategic Thought，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and the Tripitz Plan，1875-1914，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Inc.，2002；刘娟《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试论美国海权战略的确立与强国地位的初步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3卷第1期；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76～180页。20世纪初它传入中国，渐为晚清官员士绅所知。可参见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242～247页；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与晚清海权思想》，《唐都学刊》2005年第21卷第4期；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史春林《1990年以来中国近代海权问题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与此同时，“领海”一词也被留学生介绍到国内，并与之前领海的中文表达“水界”及“海权”交互使用。可参见刘利民《国际法的传播与晚清领海主权观念的嬗变》，《光明日报》2007年4月13日第9版；刘利民《十九世纪中国领海观念的传输与接受》，《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2卷第2期；刘利民《20世纪初领海主权理论的传播及清政府的认识》，《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学者们已注意到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元年（1909）澳门海界争端、东西沙岛维权中，以广东为代表的晚清官员、绅商与知识界的“海权”认识有突出表现。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及其对南海诸岛的维护》，《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卷第1期；黄庆华：《中葡关系史》中册第七章第六节，黄山书社，2005，第880～931页；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探微》第五章，岳麓书社，2013，第207～218页；周鑫：《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之〈广东全省经纬度图〉考：晚清南海地图研究之一》，《海洋史研究》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但大多没有留意到，正是在更早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葡澳门海界争端中，广东官员、绅商与知识界的“海权”认识得以形成。徐素琴研究员已经注意到光绪三十三年中葡海界争端对晚清中国“海权”认识形成的重要性，但未专门展开，可参见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门水界争端探微》第三章、第四章，第 131～136、181～182页。他们的“海权”认识主要来自光绪三十三年中葡澳门海界争端的切身实践，而非受马汉“海权”概念及其理论的直接影响。本文即尝试通过梳理光绪三十三年中葡澳门海界争端中广东地方官员、绅商与知识界同“海权”直接相关的说法与做法，以期深化理解晚清中国的“海权”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