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性天然具有穷根究底的品格。自古希腊以来，人类便开始了对于人自身的终极追问，这一追问塑造了人学史上坚不可摧的实体本体论传统。实体本体论的僭越严重地冒犯了“存在”，遮蔽了人的现实生活，它试图把现实的人消融于无限的“实体”之中。西方传统人学在实体本体论的引领之下，走进了一条没有出口的胡同。这种人学形态的集大成之时也必定是它的终结之日。为实体祛魔，恢复感性的崇高地位，这是19世纪哲学家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终结实体形而上学的人学革命中，费尔巴哈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前费尔巴哈时代，西方传统人学始终处于“超感性领域统治感性领域”的阴影之中，“实体主义情结”挥之不去。在终结实体形而上学的人学革命中，费尔巴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费尔巴哈以“神的主体是理性”反叛“我是我所是”的神学第一原理，极大地动摇了神学本体论的坚硬内核，但终归未能前行多远而中途折返；费尔巴哈以“理性的主体是人”对抗“人的主体是理性”的理性主义原则，极大地动摇了实体本体论人学的基本建制，但终归未能彻底瓦解而半途而废；费尔巴哈以“我欲故我在”颠覆“我思故我在”的近代理性哲学传统，开辟了“回归感性”的人学存在论道路，但终归未能贯彻到底而止步于“感性直观”。“感性直观本体论”的出场确实提供了发动一场人学存在论革命的可能性，但绝不是这场革命的实现，更不是这场革命的完成。尽管费尔巴哈留给后人的都是一些“半拉子工程”，但他依然是那个时代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
费尔巴哈未竟的事业终究是要有人来完成的。彻底走出超感性的“思想密林”，决定性地摧毁实体本体论的基本建制，拯救被深度遮蔽的现实的人，开辟一条通达人的现实生命的人学存在论道路，这个历史性任务落在了马克思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