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仅反映了公民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衡量，不能根据个人或一部分人是否参与了政治发展过程的某一个环节或某一种形式，而是需要在政治发展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多种形式上观察公民政治参与的状况。70506512目前学者们提出的衡量公民政治参与的指标，大多集中于参与广度和参与强度，或者从参与的量和质两个方面进行评估。70506513一般说来，政治参与的量，反映的是政治参与的外观，体现了政治参与的外在规定性；政治参与的质，反映的则是政治参与的实质方面，决定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表现出同其他历史时期、其他根据地不同的参与特点。同时，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在整合不同阶层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与政治生活、推进协商民主等方面作用显著，对于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本书写作之初，曾指出拟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考察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的陕甘宁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状况，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区别于其他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鲜明特点；第二，探究中国共产党动员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政策和策略，突出中共政治动员在推动农民政治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三，微观考察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两次选举运动，重点展现边区农民对选举态度转变的具体过程；第四，全面深入分析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内容，并对其参与效果进行评估。通过本书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就上述几个具体问题得出了初步结论。

对于中国政治而言，研究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没有农民的民主，就没有中国的民主。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一定意义上最能揭示出20世纪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发展的轨迹和中国的民主化程度。

马克思曾经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0506258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分析亦是如此。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既受制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以往陕甘宁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为了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需要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农民政治参与的状况作历史考察。

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施政的合法区域。由于外部免受日军直接入侵，内部减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边区农村开始呈现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在边区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政权还在边区许多县存在，相当一部分乡村政权把持在地主豪绅手中，同时，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边区不断遭受来自日军和国民党所扶持的汉奸土匪的侵扰。这些是阻碍边区民主政权巩固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受此影响，作为抗战主体力量的边区农民表现出对中共政权的怀疑和观望态度。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初期边区农村社会呈现的较为复杂的政治生态。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虽然开放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但依然拒绝改革政治及给予人民民主权利自由，不承认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的合法政治地位，意在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秩序。出于夺取抗战胜利和推动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层面上争取抗日民主的同时，在局部执政地区开始了民主建设的实践，提出要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去影响与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改造南京的政治机构，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此，中共高度重视对民众的动员，强调“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70506342主张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参加到边区的政治生活中来。中共试图通过动员农民参与边区的政治生活，来调动民众的抗战热情和积极性；试图使边区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政权产生最大限度的信赖和认同，进而影响和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同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展开合法斗争。正是以此为目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若干动员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政策和策略。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不仅以法律法规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且为农民参政议政提供了多种制度化途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参加选举运动、参加政权、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各种民众团体、参加政治活动等途径以外，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现的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群众组织，如减租会、征粮委员会、变工队、扎工队和读报组等，也是农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同时，通过参加边区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也提高与振奋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民族精神，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也是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农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内容也十分广泛和丰富，不仅有围绕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参与，也有围绕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参与；不仅有对乡村事务的参与，也有对地方和边区层面事务的参与；不仅有对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参与，还有直接反映和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

参加选举作为农民政治参与的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形式，在唤醒农民的民主参政意识、提高农民的参政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一直以来都有人质疑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太低，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国民党更是以此为借口，来拖延民主的实行，并污蔑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两次自下而上的选举运动：1937年7月至12月的边区第一次选举运动和1941年2月至11月的边区第二次选举运动。在两次选举运动中，边区发出各种关于选举运动的条例和指示，保证民众享有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利，在较为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基础上，边区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参与政治生活。陕甘宁边区的两次选举运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选举能够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而选举的技术问题则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以解决的，“只要政府真正给予人民以民主，施以深入的民主教育，人民是会运用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