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冒着暴风雪，我和丈夫离开了我们在韩国的家，搭乘飞机去澳大利亚。我们的航班延误了，因为飞机必须清雪之后才可以起飞。不过，最终我们降落在悉尼时，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来到悉尼大学，被任命为人类发展与教育领域的讲师。在那个时候，这一迁移对我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挑战。我离开了那熟悉的韩国文化，这个文化自我出生就伴随我，并支撑着我在首尔大学获得助理教授职位。而在这次文化迁徙中，我迁移到一个新的国家，接触到新的文化———澳大利亚文化，在这里我需要用英语而不是韩语任教。

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公民身份构建。正如约翰·杜威，这位著名的美国教育哲学家曾经指出的：学校的关键任务是对下一代进行公民教育。自那时起，这一观点就广受认同。在20世纪，大部分国家的教育实践只是延循了这一观点：在教育系统中培养服从的、民族主义的未来公民。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挑战。许多政府都要面对更质疑、不信任、不积极的公民。而这些挑战，还将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进一步加剧。当然，政府、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已经意识到，培养积极公民是保证政治稳定和国家繁荣的关键。也许，21世纪需要重新思考一个更合适的好公民定义。在澳大利亚，州（state）、领地（territory）、联邦的教育部（自2014年起称“教育委员会”，即the Education Council）联合发布的三个《宣言》（三个得到一致认同的、有关关键教育目标的声明）就强调、突出了教育政策和有关项目的主要努力方向。其中，《墨尔本宣言》（MCEETYA，2008）就是最近在制定、引导教育政策实践方面对各地区均有最大影响力的教育文件。这一得到澳大利亚所有政府（联邦和地方政府）70041712一致认可的文件，给澳大利亚的学校教育提出了两个关键目标，分别是：目标一，澳大利亚教育追求平等和卓越；目标二，澳大利亚所有年轻人应该成为成功的学习者，并成为自信、有创意；积极、知情的公民。“积极、知情”的公民到底是什么含义？它是《墨尔本宣言》的基石，而这一宣言本身，已成为新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建设的基础。“积极、知情”的公民等同于“好公民”吗？《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公民学与公民身份》在强调积极、知情、参与的公民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所谓“好公民”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