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演讲指出了扶贫过程中的行政审批滞后、后续支持薄弱、资源配置未落实等问题，提出了用“增能赋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做到扶贫开发的供需对接，项目有效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本报告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的四期数据（CSS 2008～2015）进行分析，旨在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与十年前相比，当前农民分层是否有明显的不同；二是这样的社会分层对农村乃至整个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或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社会分层呈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农民社会分层呈金字塔形，即从高到低分别是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工商户、打工者、兼业务农、纯务农、无业；二是产生普遍的兼业态势，纯务农比例逐年减少，兼业务农群体不断扩大；三是代内流动具有向上的路径，即纯务农转化为兼业务农，进而转化为打工者、农村个体工商户或农村企业主；四是农村个体工商户和打工者下向流动相当普遍。这些特点显示，过去十多年来，农民的社会分层并没有完全定型，还存在从纯务农向非农流动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兼业务农或者兼业非农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但是这个机会和空间在整个国家的社会分层中又显得比以前局促，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农民分层的金字塔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虽然农村个体工商户和打工者是中层，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比以前满意。由此可见，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其内部的分层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其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振兴乡村和使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还必须有新的战略选择。

本篇演讲为山区发展与绿色减贫研讨会总结，有以下几点内容：（1）贵州的扶贫工作离不开社会各方参与；（2）贫困问题涉及各方重建问题；（3）人的思想观念解放很重要，扶贫过程中贫困人群的自身主体性很重要；（4）要对发展进行反思。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绿色减贫很重要的主题。

本文是研究贵州党建扶贫30年的结语：探索扶贫开发“新路”——社会建设。

脱贫攻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很难做到“毕其功于一役”，还是需要保持着久久为功的精神，做长期、细致、耐心和专业化的工作，尤其要充分发动扶贫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确保他们的主体地位，以及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才为上上策，才能做到可持续性。本书在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贵州目前在精准扶贫和脱贫中以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在此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社会建设可以有效地弥补行政反贫的短板，可以有效挖掘社会需求，社会建设可以解决反贫困的透明性、公平性问题，社会建设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合作行动能力，社会建设可以有效推进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社会建设可以改善社会关系。

今天的七分钟我要讲些什么，昨天我也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扶贫工作必须要尊重地方特色和特殊性。那么，今天我先讲一个小的问题，一个很小的问题，即在扶贫和反贫困中要尊重地方知识，地方知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今天上午，我去了号营村，给我的感触非常深，是我们普定的号营村，包括这段时间在下面做调研，也给我很深的感触。那些农民和村干部都说现在的政策很不落伍，很不尊重一些地方长期形成的有用的经验和方法，这就是地方知识。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果跟地方知识发生冲突，会带来很多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不认可。另一方面就是说，地方知识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很有效的一种资源，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

在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中，人才扶贫的缺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在扶贫过程中，不仅精准识别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动员和组织以及提升村庄合作水平、落实项目和发展经济等都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目前在扶贫第一线的人才主要是行政干部，他们有组织、行政优势，同时也存在缺乏专业技术、社会信任以及其他科层制的问题，从而影响扶贫的精准效率和公正。特岗教师政策的成功和党建扶贫的经验为人才扶贫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启示：人才扶贫应是精准扶贫的关键。为此，本文提出四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社会文化主体性体现为家庭和家族、拟家族化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区域社会四个相互关联与支撑的方面。社会文化主体性在过去40年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又因国家主体性与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的重要机制。因此，培育社会文化主体性，需要国家的介入，同时需把社会和文化问题放在农村发展和减贫研究的中心位置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