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学术的一般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五四运动概念包括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概念即专指五四爱国运动，本文讨论所使用的概念即限于五四运动的狭义范畴。，引发历代学人的持续关注，讨论五四的论著难以统计，笔者以“五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主题搜索，在学术期刊（网络版）库中共得到16533条结果（这只是正规期刊发表论文的数目，不含有关五四的学术著作）；如限定在CSSCI刊物查询，则可得3921篇论文。以“五四”与“报刊”、“传媒”、“电报”、“邮政”等关键词分别叠加查询的话，在CSSCI刊物中分别可得到649篇、5篇、3篇和0篇（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在有关报刊的研究中，多是对某一报刊的文本分析，整体显示学界对五四的传媒、交通技术间关系并未予以特别关注。海外论著限于条件，难以汇集。需要说明的是，利用CNKI进行学术搜索时，无法区别五四运动的广义、狭义概念，上述只能是广义概念下的统计。对五四的缘起、过程、价值和意义均有精深分析。有关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和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等，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细节及进程；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强调的是新知识群体形成对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意义；欧阳哲生、郝斌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杨河主编《五四运动与民族复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3册，2019年4月）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五四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电子版，2019年5月），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趋势。在五四运动阐释及其形象构建问题上，郭若平撰写的《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具有代表性。论点诸多，但有一个现象或可为学者公认，即到目前为止，不少学者在关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及意义并讨论诸多因素时，却极少从具有根本意义的传播、交通技术的社会功能切入，实质上只是探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的思潮意义与社会影响间的直接关系，并未深究这场席卷而来的思潮所以形成的技术根源，从而割裂了技术、经济与思潮变革、政治动向间的关系，极易形成社会变革只需思想文化先行且与工业技术发展关系不大的错觉。研讨五四政治价值的论著不少，但较少从政治力量推动的角度考察。讨论诸种政治派别与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关系，可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五章。这一现象近年来有所改变，与本文相近主题的研究包括江沛《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和《虚拟与历史：五四漫谈》（《绍兴文理学院报》2011年9月15日，第3版），董振平《信息传递与五四运动》（《齐鲁学刊》2010年第2期），冯筱才《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熊玉文《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民国档案》2012年第4期）、《政争、传媒与五四运动起源》（《求索》2012年第11期）和《信息传播技术与五四运动》（《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7期）等。相关成果有〔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新政》（商务印书馆，2013），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新北，稻乡出版社，2013），夏维奇《“政治之利器”：通电与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历史教学》2014年第8期），王东《技术·话语·权利——电报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见表达（1899—1927）》（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6），王珣、李翔《政争、舆论与五四——以研究系为中心探究》（《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1期）等。但尚有较大空间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