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它不仅宣告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来临，而且对于近代学术、教育的发展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当然广受学界关注，围绕它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总体上研究水准颇佳，达致一个很高的台阶。对于何谓“新文化运动”不同时期和立场的历史人物对“新文化运动”的表述均有不同。近年来学界对于何谓“新文化运动”有不少讨论，如桑兵在《“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等文章中认为，“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江苏省教育会和北京大学三方合力发起的运动，旨在继续鼓动一种社会运动，迎合世界潮流，反对官僚军阀恶政，改造社会文化。北京大学参与共谋的，并非主办《新青年》的那批教授，而是与北京大学没有渊源，名义上代替蔡元培、实际上代表江苏省教育会临时出长北大的蒋梦麟。周月峰在《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其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本文则仍在传统宽泛的、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运用“新文化运动”一词，尤其是把“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新文化运动何以能够发生、何以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成为引领时代之风潮等宏观问题，以及对于蔡元培主政北大前后的学校格局和巨大变化、北大内外的人际网络与多重纠葛、北大文科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及所起的核心作用等具体问题，学界都做过种种探讨，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如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基本上厘清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解决了不少基础性问题，为相关研究奠定了深厚根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北大内部桐城派与章门弟子的关系，由于系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尤得一些学者的关注，已有学者从桐城派文人进入京师大学堂及北大任教和淡出的经历、章太炎弟子进入北大后与桐城派发生的纠葛、双方文派之争和文学主张的差异、桐城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回应等各个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如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拙文《刘师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论著，都对这些方面做过较为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但对于表层问题之下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为何章门弟子进入北大必与桐城派起冲突而无调和空间，双方文派之争的背后有什么，实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文学革命”为何是在桐城派被逼走的语境下展开，等等，还相对缺乏更为细密的思考。从学界现状考察，若做一些这样的思考，才会在已成高原之地的新文化运动史研究领域，将学术研究推进一步。而要如此，恐需进一步向前追溯，引入学术史视角，梳理学术史特别是清代学术史的脉络，从清代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的线索中探幽取径，并结合新文化运动的相关史实深入研析，方能获得较为圆满的结果。本文即拟在这方面做些初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