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因对当时激进的主流思潮有过批评，长期被视为折中派、守旧派，未得以细致的研究。但这种文化主张自有其理论内涵与文化诉求，他们在文化上秉持调和取向，力图取鉴东西，调和新旧，拨正激进主义的偏至，曾与《新青年》派有过激烈论战，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他们是在反对新文化运动。丁伟志先生在讨论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时，虽肯定了它的一些合理成分，但也认为文化调和论是对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挑战，是“新文化运动不好对付的劲敌”，杜亚泉、章士钊等人是“反对新文化阵线的主力”，是“抗击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主要理论形态”（参见丁伟志《重评“文化调和论”》，《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而郑师渠、史革新先生虽然在《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一书中，认为杜亚泉的调和论并没有违背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但因是书主要是从反思文化论争的角度提及调和论的，没有对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考察与论证。其实，文化调和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观念，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之路。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已不满足于笼统地提及“民主”和“科学”，而是将“民主”细化为平民主义与个性主义，把“科学”深化为科学的态度和开放的文化观念，详见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第157—169页。进一步推进了人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认知。以这种细化的角度并结合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来考察五四前后调和论者与《新青年》派之间的论争，可以发现它们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这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