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激进主义运动，林毓生称之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运动。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对于运动的起因，一般认为是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人性”“立人”的大旗，宣传自由、平等和人性解放。例如陈独秀就宣称“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第517页。新文化运动因此被认为是一场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思想启蒙运动。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并不全面，因为它遮蔽了进化史观和现代民族主义话语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以思想启蒙为主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以进化史观为主导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体两面。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新文化运动同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在关联，如张灏就认为“要重新认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其中一点是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汪晖也认为“种族”“国家”恰恰构成五四时期“个体意识”的“形成前提和部分归宿”［汪晖：《预言与危机（下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另外，许纪霖在其新著《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中也探讨了新文化运动中个人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关系（参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不过，上述研究虽然注意到了新文化运动同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但并未就现代民族主义及其内在的进化史观如何作用于新文化运动的话语实践展开具体深入的分析。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考察，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其实是现代民族主义对传统民族主义的一次全面进攻。新文化运动者认为，以文化认同为中心的传统民族主义即天下主义是传统史观的产物，因此只有用进化史观否定传统史观、用“国新”和“欧化”替代“国故”，才可以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代民族主义话语确立合法性，从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一思想，突出体现在以五四文学、“整理国故”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话语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