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桐城派的关系，一直是近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论题。以前的研究多停留在批判和揶揄的层面，以彰显五四鲜明的反传统印记。然而，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的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63页。事实确乎如此，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史料以及延伸研究表明，五四学人对桐城派并非只是一味批判，继承与革新也在同时进行。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关爱和：《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曾光光：《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江汉论坛》2009年第5期；魏泉：《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与转型——以〈青鹤〉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任雪山：《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学术界》2015年第1期；张器友：《桐城派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认识论和价值理想》，《西部学刊》2016年第12期。换言之，一边在解构，一边在重构。然而，相比于前者，后者的研究总体比较分散零碎，得到学界公认的观点并不多。因此，对五四学人与桐城派关系的系统考察，就显得尤其必要。它既蕴含着现代学人对于传统文学的态度，也体现了现代学术自身发展演进的逻辑理路。基于此，本文希望能够对这一问题有比较全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