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1914年一战爆发以来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自然结果。1919年，中国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根据日本东京商业会议所的调查结果，中国的反日运动造成日本直接商业损失多达1500余万元。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日本商品遭到烧毁；中日两国的商业贸易由于学生的抗议和民众的暴力行动而遭受严重影响。虽然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屡次向北京政府抗议，要求取缔排日运动，但其抗议如同“水上之画字”，毫无作用。在中国发生的排日运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日本在一战期间在中国形成的垄断优势地位受到重创，此种严峻局面促使日本政府开始反思其对华政策的成败得失。1920年初春，日本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就中国排日运动的原因展开深入的讨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日本国会议员江木千之质问外相内田康哉：“中国之排日运动，其原因之由来者，深且远矣，然日本政治家委之于自然思想，而其所取之方法颇极疏虞，此日本外交失败之一大关键也。”江木千之认为，中国的“反日思想”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就奉行的反日教育的产物”。《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1920年3月2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33-157-01-013。关于清末民初的教科书研究，详见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