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反帝运动的出发点。李育民：《“五四”与中国近代的废约反帝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有部分观点认为把五四运动视为反帝运动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未能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反对”，而且五四运动领导人的言论中也没有明确体现反帝的字样，因此主张不能把五四运动视为反帝运动。李新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当然把五四运动视为反帝运动是在把反帝提升到首要目标的1920年代国民革命以后的事情。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商昌宝：《五四运动：“反帝”的由来及确立》，《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但是，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抵抗运动开始的，通过运动中“外争国权”、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也可以看出以恢复国家主权为目标的反对帝国主义，成为示威运动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一周间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第1页；《北京国民大会协会关于山东问题决议四项电（1919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86—187页。另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人们提出了积极赞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止协定关税制等要求。在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团也提出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恢复关税自主权、废止租界等正式的反帝主张。李育民：《“五四”与中国近代的废约反帝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同时，国民外交协会等民间团体也提出废止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等政治要求。《国民外交协会宣言》，《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第4页；易丙兰：《巴黎和会时期研究系的国民外交活动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许冠亭：《“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把五四运动视为中国近代反帝运动的出发点没有任何疑问。笔者认为，五四运动作为近代的反帝运动，已经超越中国一国史的范畴，而应该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角度，更加明确地探讨五四运动所具有的国际作用和性质。特别是通过对五四运动与之前两个月在韩国爆发的全国性的反日运动——三一运动的关系，以及对这两场运动之后在东亚地区形成的反帝连带问题的研究，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和意义可以得到明确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