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至五四时期，由报刊所催生的新型言说平台，为知识人聚合以及思想传播提供了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路径，由此形成了新型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公共意见表达机构。这一“公共空间”的特点就如1902年梁启超所言：“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唯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第38页。在这一历史阶段，由报刊所构筑的社会意见表达之“公共空间”，推动了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剧烈变化。对此，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孙中山将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思想之变化”，视为“最有价值之事”，也是“欲收革命之成功”的前提。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209—210页。梁启超和孙中山的论断，可以说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清末民初由报刊所构建的“公共空间”之功能及特点。这与哈贝马斯所说的西方“公民社会”所构成的“公共领域”有较大不同，尽管两者具有相似之处，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但清末民初的报刊媒介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更侧重报刊在表达社会公意及知识人共同体构建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