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对外舆论一致，有效地反击了国内外各种反苏宣传。但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政治思想水平和专业能力问题，对科学文化工作的政治引领往往变成了包办代替和层层审批。这种“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形式，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过度审批和过严过细的审查，干扰了正常的科研创新工作，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苏共推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行严格送审和检查、追查制度。例如，在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中，要给杂志送一篇文章，必须同时附寄大量证明文件（5～10种）；这样的附件还要有十来个人签名，学术会议提交报告提纲时它常常是不可缺少的一页。这样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广播电视上发表演讲，有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必须如此。这些过分的禁令常常引起科研人员的不满，人们想方设法绕着它走，或者干脆交出不伤大雅的“白开水”甚至“垃圾式”科研和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