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森的人均收入分析在论证生活水平问题上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只需将他的统计册翻到关于人均预期寿命的章节，这一点便一目了然。亚洲相对于欧洲的“贫困”并没有通过人均寿命这一坐标得到明显反映，而人均寿命恰恰是衡量健康水平的一个可信赖的指标。从麦迪森的数据来看，亚洲人当中最健康的日本人并没有比高收入的西欧人寿命更短。换句话说，在近代早期，全世界大部分人几乎都一样短命。在1800年之前，只有少数精英阶层——如英国权贵或日内瓦资产阶级（Bourgeoisie von Genf）——当中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才超过了40岁。在亚洲，这一数值略低，但差距并不严重。在中国清朝的贵族中，出生于1800年前后的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7岁，1830年之后出生的人的寿命预期则下降到32岁。这种负面变化，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总体形势恶化的一个写照。Lavely/Wong，Malthusian Narrative（1998），第723页。1820年前后，西欧地区——从长寿的瑞典人到短寿的西班牙人——的平均寿命是36岁，日本是34岁。1900年前后，西欧和美国的平均寿命分别提高到46岁和48岁，日本以44岁位居其后，但远远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Maddison，World Economy（2001），第30页（表1-5a）；亦参见R.W. Fogel，Escape（2004），第2 页（表1-1）。如果考虑到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落后至少一代这一事实的话，那么由此可以说明，日本在工业化早期便已达到了在其他国家堪称高度工业化时代特征的国民健康水平。无论我们对收入估测数字的说服力如何评判，可以肯定的是：在1800年前后，一个虚拟的日本“平均人”比同时代的“典型”西欧人生活得相对简朴，但寿命却没有太大差异。即使在100年之后，当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财富都翻了几番时，人均寿命方面的差距也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日本的财富分配有可能更公平一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人均寿命位居世界第一的日本，老百姓活得非常健康。早在17、18世纪，日本人便已研究出与饮食结构、房屋修造、穿衣讲究以及公共与个人卫生习惯有关的一整套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大大降低被疾病感染的风险，另外对节约资源也十分有利。除Hanley，Everyday Things（1997）外，亦可参见Macfarlane的日英比较：Savage Wars of Peace（1997）。当时的日本人虽然比西欧人“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西欧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