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空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它与其他形式之间的差别是很难清晰界定的。城市与“非城市”之间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而后者又可体现为不同的形态：由农民定居的村庄所组成的“农村”，牧民生活的荒漠和草原，作为地主阶层权力集合的大型农庄和种植园，抑或是周边可及范围内的另一座城市。这两座城市之间往往是一种和平竞争的关系，但有时候也有可能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就像雅典和斯巴达，罗马和迦太基。由此可见，人类对城“乡”的语境化难免有狭隘之嫌。例如在研究巴西问题时，人们难免会将19世纪的种植园与城市相对立。参见Freyre，Land in der Stadt（1982），第33页及其余多处。如果单纯从城市区别于非城市的极端特征来理解城市，那么辨别一个城市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要制定一个规范，明确一个人类聚居地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为城市，却是难上加难的。城墙+集市+城市法：在其他文明空间里，这些特征即使在19世纪，也不像前现代西欧城市那样一目了然。居民数量并不是一个可信赖的标准：2000，5000，10000，人口到底要达到多少，才可被称为城市？甚至连各国统计机构也始终未能就“城市”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用统计数据来进行对比，往往并不容易。即使在其他领域，城市的特性也同样存在疑问。目前，一些城市史学家甚至就城市史（urban history）能否成为一门有别于其他历史学分支的独立学科展开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发展的每一个侧面难道不都是在城市得以呈现吗？此外，对于下述问题，人们也同样看法不一：究竟应当将城市看作一个个拥有不同性格特征和特殊“精神”的社会空间，还是应当更多地视之为城市化宏大进程随机变幻的表象呢？参见H. S. Jansen，Wrestling with the Angel（1996）。城市史与城市化历史是相互并行、形式各异的两种视角：前者关注的是每一个城市的形貌，而后者所看到的则是近代史乃至整个人类居住史的重大趋势之一。Bairoch，De Jéricho à Mexico（1985），第63页，第129页及下页，作者在谈及古代东方时已采用了城市化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