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政治形态的多样化可能胜过任何一个世纪：有完全不具备国家形态的小型狩猎共同体，有帝国及民族国家这样迥然不同的政治体制，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政治形态。在欧洲殖民主义袭来之前——世界各地所确定的时间不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其他政治形态，这些政治形态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生成并行使权力、管理共同社会生活事务的像近代欧洲那样的制度化的“国家”。这些前国家时代的政治形态逐渐被殖民宗主国吸收，至少是被改变；其表现形式又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可以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国家形态已得到了广泛传播，尽管这种传播并不是单一形式的和无处不及的；但在1770年、1800年，甚至1830年的时候，情况还绝不是这样。近代早期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许多新国家，19世纪延续了这一趋势。如今我们知道，欧洲的“专制”君主并不是那么专制，他们也并非拥有无限权力，就像同时代的护教者及后来的史学家们所乐于描述的那样。即便是“专制”统治者也受到许多相互义务关系的掣肘。他们必须考虑教会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利益，不能完全漠视已确立的法制观念，得迁就宫廷侍从们，还得接受一个事实，即哪怕最独裁的统治行为也不能确保国库充盈。18世纪中叶前后的欧洲君主制发端于16世纪之后，然后逐渐演进而成。亚洲的君主制也是如此。它们均非远古时代的产物。确切地说，具备了18世纪那种形态的君主制是军事纷争中帝国形成过程的产物，其形成的时间距今并不太久远。18世纪中叶前后欧亚大陆的政治秩序主要是新产生的近代君主制。在西欧的温和君主制和东方国家——沙皇俄国及其以东地区的各君主制国家——严酷的暴政之间有一种严重的对立，1748年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又强化了这一对立。这种对立不无道理，但总体看上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存在的君主政体形形色色，不能将它们以非西方即东方的模式截然二分。有关亚洲“莫卧儿帝国”的内容富有新意的著作参见Finer，History of Government（1997），第3卷，第1～4章；其他还包括Lieberman，Beyond Binary Historie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