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性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研究主题。古代宏观整体性视域下的宇宙本原思想、超越性视域下的形而上学理念论，在亚里士多德调和性视域中形成实体的四因学说。中世纪的思辨神学，经由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对上帝这一“充足理由”的改造，开始让步于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并最终在休谟的经验立场下变得岌岌可危。他的攻击集中地着力于独断哲学家的因果性观念。康德一开始就担负着拯救形而上学的使命，这一使命仍然延续休谟和莱布尼茨的关注点，而特别地在因果性问题上展开。代表西方哲学之精髓的那种逻各斯精神，褪去了超越性和分离性的形而上学色彩，也从独断设定的自然对象身上抽离；康德将其彻底融入人类理性主体中，他的因果性理论体系就是人类理性三种立法的系统性思想整体。理论理性对自然的立法体现在，知性的因果性范畴和原则对进入内直观中的现象的客观规定；实践理性的立法体现在它对意志因果性能力的无条件的命令；而反思性判断力对其自身的再自律就在于，促成各种先天认识能力的相互合作甚至自由游戏，并由此使人将整个自然界看作合乎人类道德目的的系统整体。这三种立法共同建立了思维领域自然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也建立了对象领域客观自然界乃至道德视域中目的王国的系统性。康德承载着完成近代哲学中为自然科学奠基和拯救形而上学的双重伟大使命，而其因果性理论体系就是尝试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