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最基本的精神就是逻各斯。逻各斯就是哲学家用以理解世界、人自身乃至超越性的神性对象的法则根据。这体现了哲学家对一切对象的合目的性、合秩序性的思考方式，他们不愿将世界乃至一切对象理解为盲目的、无规则的、非理性的。于是，哲学家如何设置逻各斯这种法则也就决定其如何思考宇宙和人生。哲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神学观交替出现的过程。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时期的西方哲学演变历史呈现为一个清晰的逻辑发展进程：古希腊自然哲学中作为寓于现象世界之中的客观法则的逻各斯，经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超越论而被形而上学化。逻各斯在基督教哲学中延续了这种超越论和分离论立场，并被看作上帝的道说，这种思想直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时期才发生变化。笛卡尔开创了思维对思维自身的直接性意识，由此也将人类理性主体突出为哲学研究的重点和基石。尽管在笛卡尔那里，自我的本体论地位仍然让步于上帝，但人类理性至少拥有了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并在认识论秩序上优先于上帝；这是逻各斯在近代向人类思维内部转化的开端。到康德这里，逻各斯完全内化为人类理性自身的普遍法则。哲学不再取决于人对客观世界或者超越的上帝之法则的追求，而取决于对自身理性法则的批判性分析。康德的哲学观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极少数对逻各斯做完全内在性理解的立场之一。普罗泰戈拉没有将其“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立场做系统性和思辨性的发挥，因而在哲学史上的影响力就远不及康德“知性为自然立法”的思想。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作为法则的逻各斯无非由自然因果性法则、自由因果性法则和自然合目的性原则构成的理论整体。通过这三种法则的联结，康德不仅将自然科学知识把握为思维领域的静态系统整体，而且将世界本身把握为从自然王国到目的王国的合目的性和历史性的动态系统整体。这种系统观是对近代机械论的扬弃，也是对古希腊宇宙论的朴素运动观和辩证法的初步回应。在这种动态历史观的影响下，黑格尔的包罗万象又辩证发展的绝对精神，完成了对古希腊逻各斯精神的彻底回归。西方哲学以逻各斯精神为脉络就呈现为这样一个完整的“圆圈”，而康德哲学特别是其因果性理论，就是这个圆圈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