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以后，连年的政治混乱和思想界的混沌，促使一些先觉分子开始反思。自清末以来，无量头颅无量血，只换得一个政权的新名号，并未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国家外患内忧，有增无减。1915年春，一直蓄谋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罪恶的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出，令全国人民震怒。这一刺激，加速了中国先觉分子的觉悟。现有的政府不可恃，现有的政治不可恃。要保住国家的独立，进图富强，还是要反求诸人民。清末的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本来都是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但因为人民没有觉醒，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民主制度的根基，以致只做到改换了政权的名号，民主制度之实，杳不可得。用陈独秀的说法，“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吾人最后之觉悟》，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所以，先觉分子们渐渐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要努力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人人都认识到自己做一个人，做一个国民所应有的责任和权利；从以往的种种专制的、宗法的、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每一个人都自觉到自居于主人的地位，去尽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为新社会、新制度奠立基础。基于此种共识，一些先进分子下决心从思想文化入手，做起以先觉觉后觉的大工程来。由于清末以来，先进的人们已经做过一些介绍西方新的思想文化和批评中国某些旧传统的工作，为这种新的思想文化启蒙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再加上，这时有了更多在国内外系统接受过新教育的知识精英加入这一工作；于是，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一大枢纽的新文化运动就此蓬勃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