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此后中国的很多事情都“从此而转，因此而变”。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戊戌维新一直是学界研究与瞩目的热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可谓比较早的有关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成果。此中，梁启超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了戊戌变法的过程，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虽然《戊戌政变记》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它所建构的这一叙述框架，对其后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康有为的《我史》与《戊戌政变记》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叙述框架。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的教材和专著，虽在具体史实考订上渐趋严谨，但在宏观叙述上普遍采用了梁启超的叙述体系。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9）、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联群出版社，1955）、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在此话语系统中，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变法失败缘于顽固派的反对，当时的各种纷争都归结为新旧之争，康梁是新派的代表，他们的反对者均被纳入旧党（或旧派）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