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出人意料的是，“康党”的宣传逐渐出现了微妙的转向，即由政变初的诋毁太后、谋救光绪，转变为此时的调和两宫、呼吁归政。具体而言，此一转向体现在“康党”对政变主角的叙述发生了重大变化，荣禄取代慈禧成为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而政变之初“康党”重点诋毁的慈禧太后，却成了被荣禄利用的工具，这与政变初“康党”决然对抗慈禧、诋毁太后的态度已然不同。与此相应，政变之初，“康党”急于寻求列强干涉的活动有所收敛，代之而起的是发动舆论，直接呼吁太后归政、皇上亲政。这是“康党”面对己亥新政局做出的策略调整，也是对其前期宣传失当的适度纠偏。反观此期清廷的“康党”政策，非但没有丝毫的放宽，而且还不时发布缉拿“康党”的上谕，并暗中布局，先有刘学询日本之行，后有李鸿章督粤之命，其真实命意均在“康党”。而清廷对新政的打压，以刚毅南下为契机，变本加厉，不仅维新新政无法幸免，洋务新政也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清廷暗中筹划废立，并于己亥年末宣布立嗣之谕。清廷的这些举措都引起了新党的抨击，其激烈程度有与“康党”趋同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