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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事实上，一个日益分化和显现个性差异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寻求沟通、理解、认同和共识的时代。一方面，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阶层分化、结构转变，无不引发人们思想观念裂变和价值多元化；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又离不开建立在共同利益、公共价值等公共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认同与价值共识。寻求共识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构建良序和谐社会的共同需要，集中体现在人们利益相关性基础上的公共政治、价值和文化领域。差异性共识就是在社会分化、意见分歧的多样性基础上，通过经济互利、政治协商、价值引领和文化认同，以对等、诚信、互惠为原则，达成或形成的公共性社会认同感与共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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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在不断分化与差异化的现代社会，如何构建社会认同与共识是不同时代理论家致思的方向。在对社会冲突与整合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和观点。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被认为是“冲突学派”的起源。而从孔德、涂尔干到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被认为是“整合学派”的代表。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引用达伦多夫观点时指出：“可将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思想史看成是一场持续的争论，争论的一方被称为是‘共识’、‘整合’或‘秩序’理论，另一方被称作为‘冲突’或‘压制’理论。可将涂尔干看成是前者的代表人物，后者当首推马克思。”然而，近现代以来冲突与整合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随着时代转换和社会发展体现了走向寻求差异性共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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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人类在物质的、有形或形而下的方面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趋同；而在精神的、文化的、形而上的方面却越来越分离，越来越有一种求异的倾向。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会在价值分化、思想纷争、政治混乱、道德失范中走向分裂。在价值多元、价值差异和价值冲突中，寻求统一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人类既追求价值的差异、多元和个性，也追求价值的一致和统一；价值的多元和统一永远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既不能用价值的统一去消融价值的多元，也不能用价值的多元去对抗价值的统一，而是应该找到价值多元和统一的最佳结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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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同一与分化是价值共识所内含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内在矛盾的表现。社会共识的“一元价值论”与“多元价值论”都体现着不同时代特征和社会基础。“一元价值论”是基于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高度同质与未分化性而形成的社会共识的价值原则。在形而上整体思维下，“一元价值论”为一元社会共识提供了理论基础。一元社会共识在理论和哲学方法论上，表现为追求本质主义的至上性完备学说体系；在政治上，表现为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统治政治体系，或近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灌输性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中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普世价值理念。“多元价值论”是基于多元思维和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阶层分化、价值多元而形成的，是一种寻求多元社会价值共识的方法论核心价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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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伴随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哲学对世界的整体性思考逐渐转向现代哲学的二元思维。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对立与矛盾日益清晰，现代哲学要求确证自己的问题开始突出，并成为那个时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如自我与世界、精神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等均陷于差异性的分裂状态，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主体性成为现代的原则”，即人怎样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将人性、人的存在作为反思与认识的对象；怎样理解人的理性、自由、道德与法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科学关系；怎样面对从对世界的整体性猜测转向对世界的分化性、差异性、区别性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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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本质的体现，它体现着统治阶级意志及其话语权，并具有强烈实践性特征。意识形态共识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统治意识的代表性和操纵性，为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起到凝聚共识，对社会舆论和思想进行控制和引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贡献在于，一方面揭示了意识形态是将学术探讨的“纯粹理性”或“绝对精神”的价值共识转化为统治阶级共识的工具；另一方面，那些代表统治阶级思想的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所建构的思想观念体系，往往也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哲学家看似客观公正地追求“纯粹理性”或“绝对真理”价值共识，实质上这是一种表达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共识，或者说任何价值共识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表达一定阶级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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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自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及资产阶级核心价值共识的公共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任何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共识实际上都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反映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与需求的社会意识现象。它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整合效用，对社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价值引领和思想文化凝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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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长久以来“一”与“多”的关系一直是哲学争论不休的问题，它包含着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及价值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统一性与多样性等问题。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与“多”的关系，或者说能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多”，即能否承认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发展，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家制度下的具体历史性的多样性发展和差异性解读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经历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到20世纪早期的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体现着在差异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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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出版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国际交往中，不断转换发展理念，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革命共识转向改革共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共识走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互利双赢的和谐共识，理解、沟通、对话和在差异中寻求共识，日益成为人们的交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