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艺术理论史上，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二元对立、不相调和是一种主流的倾向，双方的支持者总是各据一端、互相攻讦。而在两者的对抗中，精英艺术以压倒性的优势，在圈里圈外赢得诸多美誉，备受推崇；通俗艺术则常常处于劣势，虽在民间拥有大量的拥趸，但难免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即便在某些特殊的历史节点，通俗艺术曾占据过制高点，但它的胜利是短暂的非常态。20世纪艺术向生活回归的艺术变革发生后，我们幸运地再次遇到了特殊的历史节点，欣赏到通俗艺术地位提升的非常态景观。此时通俗艺术与精英艺术双方的地位又发生了颠覆性的倒置：精英艺术似乎衰落了，以至于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发出“艺术终结”的喟叹；通俗艺术揭竿而起，趁机要求获得美学的合法性身份。精英艺术的优势难保、地位堪忧，但通俗艺术还没有获得美学合法性，未来艺术将何去何从？美学领域一时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各派学子纷纷出动，坚持己见，争相为己方辩护，不遗余力攻击对方。面对艺术与美学领域这种复杂的状况，舒斯特曼提出了审美复兴的应对策略，力图打破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不相容的二元论，为精英艺术和通俗艺术进行双重辩护，倡导艺术的复兴，即恢复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连续性，使艺术回归生活，扎根于生活之中，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是舒斯特曼审美复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他对杜威的艺术观继承并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精英艺术，杜威持彻底的批判态度，而舒斯特曼虽然继承了他的批判立场，但持客观的批判态度，不走极端，不否定精英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优长和价值。舒斯特曼批判的是精英艺术对待其他艺术的不公正的排他性、狭隘的心胸、封闭的视野和唯我独尊的霸权意识，并不抵制精英艺术本身所包含的艺术类型和艺术作品。而对通俗艺术，杜威虽然表达了对它抱有的希望，但总体来说，在杜威那里通俗艺术更多的是作为论证恢复美学与生活之间的连续性这一美学核心观点的例证工具而存在的，通俗艺术的美学地位问题也不过是论证过程中顺带出现的一个边缘问题，杜威的美学理论并未对通俗艺术的美学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杜威美学理论的这一点瑕疵，却成为舒斯特曼展示他的艺术观的最佳平台，为舒斯特曼留下了大展身手的空间，使舒斯特曼既在理论上又在批评与实践中为通俗艺术提供辩护成为可能。事实上，杜威对精英艺术的否定性批判，仍旧体现出他被笼罩在二元对立思维传统的阴影下，陷入了在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进行二分的泥淖；而舒斯特曼则跳出了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运用包括性析取的间性建构方法，分别析取精英艺术和通俗艺术的优长，强调二者都表现出审美表层与意义深层的统一，从而肯定了二者的美学合法性地位，并进而表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多元论的立场。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舒斯特曼的选择明显更客观、更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