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的研究从何处开始？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为我们指明了研究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即根据矛盾的实际状况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提出，既是对工业文明造成的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和积极应对，更是解决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需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道，更不能脱离本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实际。因此，研究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研究生态文明的一般性，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

20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各个国家忙于医治战争的创伤，工业化国家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快车道，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国家纷纷卷入工业化的浪潮，力图循着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通过发展现代工业以摆脱贫困而走向富裕和幸福。波及全球的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然而，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似乎并没有把世界带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反而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传达给人们明白无误的信息：人类已经陷入传统工业文明的增长陷阱难以自拔而处于生存的危机之中。面对来自自然的挑战，人们反思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所作所为，力图把握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后机遇，探索跨越陷阱、应对危机的路径。

面对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思想家们进行了长期的反思和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创建思想，成为开启文明转型的先导。工业化是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方式。由于传统工业化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在前人反思和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传统工业化及其道路进行反思。那么，从什么视角对传统工业化及其道路进行反思？反思是哲学思维方式，是对“思想的思想”，当然也包括对思想对象尤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思想。工业化是人类从自然界中谋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一种生产实践方式。反思传统工业化及其道路应从人的实践性生存方式入手，对其进行理性追问，分析工业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对人类发展的正效应及负效应，揭示传统工业化及其道路的特点和弊端，追问其是否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从而历史地、逻辑地引出中国摒弃传统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似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权威性。然而，随着从采集-狩猎生产方式到农业生产方式以至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演进，物质生产实践的负效应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开始重视物质生产实践是否合理的问题。造成物质生产实践负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价值观根源、经济根源、人性根源和制度根源等等。因此，解决物质生产实践的负效应问题，必须上升到文明的高度，从文化价值观、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就具体的实践过程来说，实现物质生产实践合理化的途径，需从如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全面辩证地理解实践的含义，二是运用正确的实践理论、手段及工具，三是促进物质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制度问题。必须先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两个大障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扫除了制度障碍，20世纪80年代，又通过改革开放理顺了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促进了工业化的大发展。今天，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选择，即选择怎样的工业化发展方式或道路。因为即使找到了一种合理的体制，但如不能寻求到一种合理的长期发展方式，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实现仍是疑问。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实现了工业化，同时引起全球性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对于工业化后来者的中国来说，传统工业化道路已走不通了，必须通过变革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来完成工业化任务。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积极应对影响全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而且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生态文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是对环境污染更严重、对资源消耗更大的生产方式，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处理好与工业化的关系。相比于西方后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显得更复杂、更艰巨。这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过程的特殊。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二是历史使命的特殊。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任务后才着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比较起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其实质是必须促进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并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三是实现路径的特殊。不仅仅停留在生态环境领域，而是要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全方位的生态化变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在当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使命是促进其与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工业化为什么可以协调发展（包括二者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实践基础是什么，目前还存在什么制约因素，等等）；二是如何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回答和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也是贯穿本课题的主线。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关键是转变工业化非生态的生产方式为生态化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生产方式有宏观和微观之分。抽象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属于宏观层面的，以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方式为代表。具体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属于微观层面的，以企业生产关系、企业生产方式为代表。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在程序上包括生产过程、工序等，途径上包括劳动组织等。马克思主要是在宏观层面讨论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总合起来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还可从广义和狭义来理解。狭义的生产方式仅仅指怎样进行生产的方式，不包括产前和产后。广义的生产方式只能作为一种统称，具体的要由产中、产前和产后分别涉及的一些生产方式来表示。企业是经济领域的微观主体，其生产方式处于微观的地位。同一类企业和产品形成中观的产业，产业与生产方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企业、产业构成宏观的社会生产方式。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为生态化生产方式，奠定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必须从宏观的社会生产方式到中观的产业及微观的企业生产方式三个层面寻求生态化创新。

劳动力、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所拥有的科学技术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深度、广度与效率，从而决定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需要实现科技创新范式的转型，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化，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功能，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调节控制生产与消费领域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化解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对抗，奠定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当今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理论，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足以承担起指导人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中国的“实际”，任何时代既要立足于现实国情，也包含着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当今，中国实际不可能孤立于外部环境而单独存在，它处于一定的国际环境之中，在国际交往中展现其现实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伟大的实践需要理论的先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全面推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坚持人类生存、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一致性，从自然向度和人文向度实现哲学范式的生态化转型，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立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基本立场，强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不仅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且需要通过人与人的和解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和谐，以实现文明转型的历史使命。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特点，需要进一步考察其思维范式变革的丰富内涵，才能在人与自然系统的整体发展中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