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梁启超已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了然于心，并因其力主对日强硬，被日本舆论贴上了“排日”标签。护国运动爆发后，于当时对中国影响最大且最有可能对护国军提供援助的外国——日本，梁启超有意向其求助，这并不难理解。出于对日本之戒心，梁启超在与日本接触初期，保持警惕。其后因为护国战争需要，加上日方的解释，梁接受了日本援助，但双方根本目标并不相同。经历了担任军务院赴日谈判代表被阻后，梁与日本之间已产生龃龉。其后梁力主速撤军务院，与日本和国民党稳健派产生重大分歧。护国运动期间日本所展现的严密的组织力、卓越的执行力以及对中国内政的巨大影响力，令梁心生忌惮。护国运动后，梁对日本，与其说是信赖，不如说是畏惧。护国运动期间，梁启超与日本呈现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