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曾是“世之显学”，至少从韩非子时代（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直到司马迁时代（公元前2世纪中期～公元前1世纪前期）是如此。韩非子谓：“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以“墨者”入“六家”之列，可见在当时影响仍大。十分有意思的是，虽然董仲舒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学迅疾沉默，但历经近2000年的微弱发声、默默无闻之后，至清朝末年，却又几近突然地为国人重新发现、大加翊赞。邹伯奇先生提出了“西学源出墨学”之说法；张自牧先生谓“墨子为西学鼻祖”；王闿运先生指《墨子》为西方宗教的源头；黄遵宪则认为西方的人权观、上帝论、平等博爱、物理学及器械制造等，均源于《墨子》。参见李小龙译《墨子》之“前言”，中华书局，2007，第1页。而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时期，对墨子的尊崇，更是提高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如《民报》创刊号以墨子、黄帝、卢梭、华盛顿肖像刊列卷首，指其为“古今中外四大伟人”；梁启超针对濒临灭国的危急国情甚至提出了“今欲救之，厥惟墨学”的救亡图存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