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农”危机、21世纪中共中央相继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无不引人持续关注中国的乡村问题。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三农”问题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革命史从未中断的中心问题之一。这确实很容易把人们的眼光引向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通过历史研究来为当代实践提供借鉴，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在民国时期，梁漱溟不仅是乡村建设的参与者，还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这导致艾恺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代表了“儒家现代化”的历史努力。根据这个逻辑，学术界基本认为，梁漱溟走向乡村建设，只是从对人生问题和文化哲学的集中思考转向对中国问题和社会实践的逐步探索，因此，他的乡村建设只是他的文化理论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也就是说，乡村建设时期的梁漱溟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者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这使得他区别于其他的现代新儒家，似乎显得更具有实践色彩；同时，这也为梁漱溟本人赢得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的称号。但是，同样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却断言：“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牟宗三：《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载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