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作为一个关键词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一度流行。1933年7月份《申报月刊》特别组织了一个“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在看完他们的讨论之后，胡适首先感慨“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因为曾经作为中国知识界信仰对象的19世纪西方政治经济模式，遭遇到20世纪俄国革命及其国内建设的冲击，导致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针对这个严重的现象，胡适不惜抽空“现代化”的各种先验规定，即从所有“主义”的信仰对象中脱离出来，而与国家建设直接等同起来：“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