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在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梁漱溟和晏阳初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千家驹等人集中批判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只是以梁漱溟为首的邹平实验和以晏阳初为首的定县实验，这是最早的一拨影响很大的批判者；在郑大华那本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有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著作中，他仅仅考察了晏阳初和梁漱溟两个人的乡村建设思想，在总结实验模式的时候，他又集中比较了邹平模式和定县模式。这或许能说明他们两人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代表性。（参见千家驹、李紫翔编《中国乡村建设批判》，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般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其他乡村建设一样，主要是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危机，因此，以往的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如何构想乡学村学及其意义如何；此外，乡村建设也被普遍视作一条走不通的改良道路。本书尝试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即梁漱溟的真正目的是以乡村建设为契机开启新的“建国运动”，文化运动团体系统才是其理论的核心机制，我们需要重新考察并辨析其成败得失，而不能一味笼统地断言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