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有关新儒家，我们似乎早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他们在哲学思想上是很有成就的，但在社会政治方面则乏善可陈。萧公权说：“惟吾人宜注意，理学得佛学之助，蔚为中国空前未有之哲学系统，而其对政治思想之贡献则极细微。”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414页。耐人寻味的是现代新儒家的看法，他们一向被视作新儒学在现代的传人，而且他们自己也把这当成一种历史的使命，可是他们恰恰也是以上共识的有力推行者。据他们说，完整意义上的儒家乃是内圣外王之学，而新儒家只是充分发挥了内圣这一个方面，在外王方面相对不足，特别是最高层次上的“政道”（区别于行政治理层面的“治道”）严重残缺。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有一段话集中表述了他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