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的有效运作都是有条件的。现代的制度拜物教常常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只要在国家建制上完成一套他们理想中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就可以自我维持和良好地运作下去。梁漱溟与制度拜物教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重视制度化，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晰。梁漱溟最独特的地方正在于他对制度构想的重视，这既是他区别于其他现代新儒家的地方，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乡村建设者的地方。事实上，那些完全缺乏制度构想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制度拜物教，正是由于他们缺乏想象力，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照搬一套被称为模范的制度体系就可以了。但将梁漱溟与现代的制度拜物教区别开来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因为对于是否吸纳另一种文化体系中的各种要素这个问题，在一个世界大交通的时代，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差异也只能是程度上的；可是现代的制度拜物教认为，关键在于且仅仅在于一套国家建制，其他有关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所有考虑都是多余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这种制度拜物教的纯粹结论等于又回到了梁漱溟思考的起点，梁漱溟所有的思考其实都是针对这种制度拜物教而来的，只不过现代的制度拜物教比之历史上的制度拜物教要远为自觉，历史上的制度拜物教终归是策略性的，而现代的制度拜物教却已经升级到原则性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