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开创人物之一。有人说：“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逻辑发展中的起点，实际上已经昭示未来新儒家发展的大致轨向，保持传统的基本精神（理性、良知、仁）主体地位不变的条件下，去发展科学与民主，其思想归趣诚然就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的一种雏形。”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33页。这其实也就是艾恺所谓的“文化守成主义”，即“在接受西方政治技术模式（尽管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的同时，维护中国文化的精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儒家的道德价值）”。〔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第5页。这种看法没有错，但从这种看法引申下去，认为梁漱溟20世纪20年代后期走向乡村建设，是他从对人生问题和文化哲学的集中思考转向对中国问题和社会实践的逐步探索，因此，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他的文化理论的一次社会实践，这种观点就有偏差了。这种观点的偏差之处在于，基本没有重视乡村建设在梁漱溟的思想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王悦：《从文化哲学走向乡村建设——梁漱溟的变与不变》，《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事实上，走向乡村建设之后的梁漱溟就不再是现代新儒家这个称号所能笼统地囊括的了，我们或可说他还开创了至今未得到重视的“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新传统。对于梁漱溟来说，乡村建设运动远不是应付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危机的一场社会实践那样简单，其真正宗旨在于通过乡村建设开始塑造新的政治理想及哲学基础。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完成了自我的蜕变过程。这也可说是梁漱溟的成熟阶段，因为往后岁月的梁漱溟就只是在这个时期的基本框架下不断加以修正与补充罢了。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区别梁漱溟的前期与后期：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而后期梁漱溟又是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