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经济特区从概念的提出到政策的制定、实践的指导，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和开展的。同时，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也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建立经济特区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就表明了其分步骤、试验性的渐进式特点。经济特区的成功，其首要的制度贡献是，经济特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从而指出了一条“中国道路”，即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体制转型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特区的另一个重要制度贡献是，它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中实行混合所有制是可行的。经济特区不但在经济上探索出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特区通过行政三分权、票决制、直接选举等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邓小平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威权型、投资型的政府，而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必须是服务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民主政治型政府。经济体制转型要求有配套的政治体制转型，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了经济体制转型基本成功的基础上，必然要求政治体制进行与之相配套的改革。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引导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的经济繁荣有很类似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东亚模式暴露出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弊端。现在许多东亚国家已经摆脱了这种模式，其政府实现了从权威型到民主、服务型的转变，从而在经济、政治上全面实现现代化。在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现代化的制度贡献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经济特区因此成为展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窗口。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其成功的经验已成为一种模式向全国推广，产生了制度外溢的效应。因此，经济特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政治改革上的探索，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制度贡献。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为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创新、深入发展——从沿海到内陆、沿江和沿边的“极点拉动”“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经济梯度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章尝试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全面客观地审视经济特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作用，通过度量这种推动和辐射作用，一方面可以在实施政策时增加对预期结果的把握，另一方面可以评价经济特区的产业引领和示范效果，在产业规划时找准切入点，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经济特区自创办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最，被中央领导同志誉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史上的奇迹”（胡锦涛语），称赞“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代表作，是一个中国奇迹，也是一个世界奇迹”（习近平语）。但是，由于经济特区创办的初衷和重心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主要是特区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经济体制改革，而对特区的文化现状与文化创新，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贡献则关注和研究不够。事实上，特区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的精神动力，特区的经济与文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驾齐飞，相辅相成。特区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且创造了不可忽视的文化成就，显示出令人瞩目的文化创新功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世人公认的重要贡献。就文化创新与文化发展而言，深圳特区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对此，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编辑组专题文章《文化力量续写深圳新的传奇》，做了最准确、最生动的表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着文化奇迹，从一个贫瘠的边陲小镇蜕变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和‘设计之都’。如果说‘经济特区’是物质文明的‘中国样板’，那么‘文化深圳’无疑就是精神文明的‘中国样板’。”鉴此，本章论述经济特区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贡献主要以深圳特区为范例，希望通过深圳范例由点及面，展现经济特区的文化形象与文化贡献。

在带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于2012年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向全世界展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什么是中国梦？它的本质内涵和实现路径是什么？经济特区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本章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研究，实质上是对近4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研究，是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的研究。因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由闭关自守走向政策开放与制度开放的过程，就是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更是由传统体制的计划、封闭、小农的落后，走向市场、开放、国际化与现代化的繁荣的历程。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已经拥有30年计划经济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毋庸置疑地占据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在区域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度中，以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作为冲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社会在一段时期内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逐渐真正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以为，相对于“华盛顿共识”，中国道路具有某些由历史、文化和国别性的决定的特点：其一，创建特区，是制度变迁的首要并成功的路径选择；其二，优先发展经济及其首先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是制度变迁别无选择但却十分正确的切入口；其三，“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创造经验，探寻道路，普遍推广，是制度变迁比较稳妥的整体思路与实践逻辑；其四，以开放促改革，是制度变迁进程能够减少意识形态阻力的充满智慧的基本理念；其五，“举国体制”，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效率与巨大动员力的政治资源与力量；其六，不断自我改革的政府，是制度变迁得以持续进行并渐进深入的内在原动力与根本保障。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进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表达的是一个均衡发展的动态过程。首先，现代化是一个经济概念，即在经济活动中采纳先进的技术，使经济水平不断实现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的飞跃，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次，现代化是一个政治概念，它要求建立和发展合理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治理体系；再次，现代化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体现在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更新上；最后，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变化概念，它意味着在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组成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也会发生变化，而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持续的基础和结果。从历史的时间轴和平行的国家发展视角观察，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一定时代背景下的相似性，也有在不同禀赋基础上现代化路径的特殊性。具有先行优势的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开始获得扩张实力，而后采取殖民主义方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展开了多次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形成了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的新模式，也导致它们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为人类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批判继承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借鉴它们的经验，吸取它们的教训，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新时期现代化的中国道路，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巨大成就体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证明中国发展模式的道路是正确的、理论是科学的、制度是合理的，这是我国30多年来最大的道路自信。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要求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增强理论自觉、强化理论创新。经济特区是中国道路的起点和试金石，因此，如何基于特区实践奠定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构筑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以及进行相应的模型解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实现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其中深圳更是在各个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引领着中国道路的发展。自成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GDP年均增长近30%，2013年达到14500.23亿元，是1980年特区设立前的8055倍。目前，深圳已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特大城市，人均GDP和地均GDP位列全国第一，出口总额位列全国第一，工业总产值位列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位列全国第三，GDP位列全国第四。与此相应，全国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3年GDP达到568845亿元，是1980年的125倍。特区实践的成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道路的成功则是特区成功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GDP连年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被激发，生活水平和财富水平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活力不断迸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政府逐步明确自己的边界和功能，宏观调控手段日渐丰富，保证了我国经济有序、快速和稳定地增长。这些经济成就表明，一条特征鲜明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正逐步形成。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不仅在实践层面探索并率先建设了这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而且为逐渐成形的“中国道路”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些理论贡献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经济特区的实践确立了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并成功地实践和试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这一新理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特区丰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并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发展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互为补充的分配理论；三是特区率先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现代政府架构，从全能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行政干预退出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强调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做出了清晰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