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抗战虽以军事为重，然其基础性的支撑则来源于财政。在财政收入方面，由于抗日根据地几乎完全依托于传统的农村地区，农业收益因此成为抗日根据地财政的大端。救国公粮是根据地汲取农业收益的主要方式。对于救国公粮的研究，早期一般与对农业税的研究或者对农民负担的研究相勾连，代表性的成果，参见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近十多年来，则进一步扩展到救国公粮所关联的诸多方面。就本章所关注的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来看，一些研究仍然关注其作为农业税税收制度的承继，例如，章蓬、齐矿铸《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与作用》，《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王明前《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正规化与科学化税收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一些研究将救国公粮纳入区域经济范围加以观照。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有研究倾向于将其作为中共克服20世纪40年代初期经济困境的财政政策来考量；也有人关注中共早期财政的结构问题；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与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有的研究注意到征收公粮中的政治动员问题；〔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黄正林、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有的研究则强调救国公粮征收与边区治理方式演进的关系；李蕉：《征粮、哗变与民主建政：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还有的研究则侧重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结构与贸易体制、金融系统的互动关系。陈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贸易体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2011年6月，第137—192页。总之，已有研究在不同的方向上多有拓展，但对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实际运作形态和逻辑鲜有涉及，本章试就此做一申论，庶几可与已有研究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