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型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试验场。在某种程度上，抗日根据地的农民与国家关系，乃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雏形，影响深远。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共是如何将农民与国家勾连起来的？对此，已有研究主要有农民的民族主义、“静悄悄的革命”、“延安道路”等几种解释，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代表性研究，可参见Chalmers A.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其主流是强调土地政策和累进税收的作用。这些解释当然都有其合理性，不过，在上述解释的基础上，尚可进一步追问：土地政策和累进税通过什么中介发生作用？对此问题，可以尝试着给出一个答案：以村庄为中介。本章通过对抗战期间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的考察，试图展示村庄如何封闭起来并勾连起农民与国家之关系的历史图景。诚然，就历史本相的极复杂和多面相而言，也许很少有一种事后解释能够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