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农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中共在进入陕甘宁之后，面临如何动员农民的问题。要动员农民，首先要了解农民。中共对于农民的看法受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有一个著名的“马铃薯论”。虽然马克思分析的是法国农民，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农民；马克思所指称的“马铃薯”的分散性，在华北农民中也是存在的。毛泽东也早已认识到农民的分散性问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为了克服农民的分散性，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特别注重提高直接面对农民的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农民。